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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，著名学府上海交大最近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——“学历倒挂”。
什么意思呢？博士生招得比本科生还多了。
根据招生计划，到2026年，预计要招5000名博士生，而今年入学的本科新生只有4995人——博士生数量首超本科生。
要知道，像哈佛、耶鲁这样的全球顶尖高校，每年博士招生也就一千多人。
可这在中国的一流大学里，博士数量正在爆炸性增长。比如清华，博士生人数是本科生的1.4倍；中科大更是达到1.6倍；走在校园里，碰到博士的概率比碰到本科生高得多。
目前，中国在读博士已经突破70万，接近美国的2倍，差距还在放大。
2025年，全美录取约6万名博士，而中国达到17.11万，数量接近其3倍。
现在，光是上海交大、清华、浙大的博士招生数，加起来一年至少要招1.5万名。而日本全国所有高校加起来，每年博士招生总数才一万多人。也就是说，在博士录取方面，中国只要派出三所大学，可以打赢整个日本。
展开剩余85%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还在进一步培养更多的博士。
最近国家发布的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-2035年）》就明确提出，要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，稳步提高博士占比。
为什么我们需要规模如此庞大的博士？中国的博士数量，过剩了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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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眼全球，中国已经成为一座无比巨大的“博士工厂”。
博士扩招速度，比本科、硕士都要快。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，2024年中国招录了17.11万名博士，同比增长11.6%；而硕士同比增长3.2%；本科生同比增长2.46%。
就拿上海交通大学来说，短短两年博士招录数量激增42.9%（2024年3500人、2025年4000人、2026年5000人），涨速比纳斯达克指数的波动还猛。
要撑起一年5000名博士的招录规模，得配多少博导、建多少实验室、腾多少宿舍楼和教学楼？
再加上各类课题经费，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 “吞金兽”，想想都觉得震撼。
好在上交不缺钱，每年的预算收入高达200多亿元。“清北以下第一校”的名号可不是吹的。
想象一下，未来这批博士生毕业时，校长在拨穗仪式上可能要忙到手酸。
当然，中国的博士录取数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多，而是一步步 “滚雪球” 似的涨起来的。1982年，全国博士生招录数才300多人，堪称 “凤毛麟角”；80年代末突破千人大关；1995年迈过万人门槛；2019年，直接冲破10万人大关。
仔细看下面这个图表，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：
中国GDP高速增长时期，博士扩招速度明显低于GDP增速；近几年GDP增速放缓了，博士招生却反而陡然加速了。
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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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，国内外形势巨变，我们的博士教育也从传统模式，直接切换到了战略扩张模式。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是劳动力、资本、土地、资源等要素投入，国家优先解决本专科普及率的问题。
但近几年，经济增长的核心矛盾从 “规模扩张” 转向 “质量提升”，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共识，对博士人才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，同时叠加 “科技封锁” 与 “教育升级” 双重压力，推动博士扩招节奏显著加快。
2018年以来，美国对华技术封锁逐步升级（半导体、人工智能、航空航天等领域），中国从 “技术引进” 转向 “自主创新”，而一个庞大的理工科人才库则是突破 “卡脖子” 技术的核心力量。
例如半导体领域，2023年我国芯片人才缺口超30万人，直接推动微电子、集成电路、电子信息、光电等学科博士扩招 ——当年这类学科博士招生人数达1.2万人，较2017年增长150%，远超GDP增速。
国家战略项目的需求更直接：“十四五” 规划中102项重大科技项目，绝大部分需要博士团队承担核心研究任务。
2023年博士招生中，理工农医类博士招生规模占比超八成，扩招速度与创新需求深度绑定。
数据也印证了自主培养博士的贡献：近年来，新增院士和国家科技三大奖第一完成人中，中国自主培养的博士均占三分之二左右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员中，超过30%为在读博士生。
另一方面，高校也希望通过扩大博士规模来增强学术竞争力。
在现行评价体系下，博士招生名额如同“学术硬通货”——导师有了博士生，才能承接课题；有了课题，才能争取经费；有了经费，才能支撑团队运行与个人晋升。没有博士生的教授，就好比没有士兵的指挥官，难以在学术战场上建功立业。
因此，从顶尖学府到地方高校，纷纷加入争取博士名额的行列。
总体来看，近年来的博士扩招并非盲目追求规模，而是对国家战略需求和创新转型的积极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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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博士培养规模的快速扩大，也带来了一系列现实的挑战。
首先感受到冲击的就是在读博士生。今年3月，学术期刊《Nature》通过对全球107个国家3785名博士生的调查，研究了不同国家博士生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，发现中国在读博士的满意度最低（只有60%），甚至不如巴西、印度。
香港大学研究员王彦博指出，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是博士生普遍承受着极高的工作强度——“每周投入超过80小时”，远超我们熟知的“996”模式。他们就像拧紧发条的钟表，几乎无法停歇。
更不容易的，是博士毕业后的职业前景。
陕西省2023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就显示，博士的就业落实率是76.68%，反而比本科生的81.19%低了一截。
由于高校教职与大型企业研发岗位竞争异常激烈，许多博士转向中学老师、村官等相对基础的岗位。
为此，国家也接连出手，提升对博士群体的重视和支持。
去年10月，中办、国办引发《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，明确：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，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支撑。
这就把博士生培养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今年年初印发的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-2035年）》，明确要求“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，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，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”。
官媒更是下场定调，我们的博士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了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发文称：中国每万人中仅有7-8名博士，博士占比尚不足总人口的1%，远低于欧美2%-5%的水平。在全球博士占比排名中，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甚至未入前十。预计未来几年，我国博士生扩招的趋势还会持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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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
某种意义上讲，现在的博士扩招潮，和当年“四万亿”大基建的逻辑是相通的——本质上都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 “前瞻性布局”。一个是修 “物理高速公路”，打通物流命脉；一个是建 “人才智力高速”，筑牢创新根基。
早年建设的高铁、电网等基础设施，也曾因使用率不高而受到质疑，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这些设施逐渐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说到底，博士扩招政策能否成功，关键在于学术界与产业界能否实现有效对接。
只有让博士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，让科研成果真正服务于社会，这批高层次人才才能既实现自我价值，也撑起国家的未来。
今日播撒下的“博士种子”，能否在明天长成支撑创新发展的“参天森林”？
这不仅考验顶层设计的智慧，也取决于种子落地的土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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